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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鸿林正是冲着那些善良的心地、淳朴的民风,才主动守护感恩角灯塔,一守就是24年。
感恩角灯塔始建于1951年9月,原为四角钢架结构灯桩。原址位于感南村约1公里的海边,距现灯塔900米左右。初衷是为军舰而建。
1950年12月, 刚扩建的中国人民成立中南军区海军。中南军区海军装备很差,主要有从海军手里缴获小型舰艇和少量苏联制造的鱼雷艇,少量的国产护卫艇、海岸炮和高射炮等,后来,又将一些大中型商船改装为军用。明显的,这些装备是不能直接面对美国造飞机军舰。但是,这些都是海军的宝贝,是海上执行任务不可或缺的基本工具。为此,海军在海南岛四周,选择了几个隐蔽性好又便于出击的小型港口靠泊舰艇。有榆林港、博鳌港、文昌港等,名不见经传的感城港,也在其中。
在感城港建灯桩,光选址就费了很大劲。从指航导航功能来说,灯桩理应建造在紧靠扶室村海边的狭海口处,这样,回港的船舰从灯桩旁边就可以拐进码头了。但是,感城港海边乃至陆地都是松软的沙滩,且地势低洼,选了几处都不是理想的建桩之地。最后,只能选择离扶室村的狭海口约600米、靠感南村海边一个突起的沙丘作为桩址。
桩址确定后,建造就更困难了。陆地上,到处都是松软的沙土,车不能走,人行也会陷到脚眼。建灯桩用的材料只能从海上走,砂、石和塔架用的桁钢,全部由船从远处运输而来。
9月,灯桩建成。过往北部湾的运输船和周边的渔船,从此多了一盏指路明灯。灯桩高耸宏伟,光片石砌筑的桩基就有5米高,其上,是10米高的铁架,红白相间横纹的外观。桩高15米,灯高30米,应用煤油灯发光。海军安排一个班的战士,住在感南村,轮流值守。
灯桩建成不久,海军又陆续装备了猎潜艇、布雷艇、扫雷舰以及勤务保障舰船,这时才发现感城渔港的水深满足不了军用需要,于是又陆续撤出已经部署在该港的海军舰艇。
灯桩仍由海军管理,但初衷发生了改变,由军用转为民用。东方市的船员和渔民可高兴了,进出北部湾,再也不怕晚上找不到回家的路。为表达感激之情,当地渔民经常送些鱼虾、蔬菜给值守灯塔的战士,有时还协助战士保养灯桩。
航保科负责整个海南岛的灯塔管理,当时全岛已有灯塔不足10座,却分布在岛的东南西北,符鸿林每天都奔跑在灯塔之间。从榆林港到西线个小时的班车到黄流镇,然后就步行到各座灯塔。许多次,他从灯塔赶回到黄流镇时,班车已经卖完票了。这时,他就到乡政府去,掏出军人证,就有乡干部帮他协调座位,让他到其他灯塔去。
此后的四年时间里,航保科在海南岛大小港口建设了很多灯塔、灯桩和浮标,符鸿林觉得自己的工作越来越有意义了,对航标深深的着迷。
1955年,中南军区海军更名为中国人民海军南海舰队,南海海军借此机会对部队进行一次大整编。次年,与符鸿林同时入伍的12名海南战士,都被命令退伍,转业到地方工作。
符鸿林有些例外。因为他在海南岛解放前,曾经带领过民兵打游击,在部队里刚好有一个他以前带过的“兵”,于是被安排到广州学习。也就是说学习结束后会有一份不错的工作。但是,已经迷上了航标的他,接受不了别的工作,于是被转为部队职工,仍然干航标。
传说,很久以前,有九条巨龙便飞临今感城镇入学村西南边的一座光秃秃的海石山上歇息,人们称那座海石山为九龙山。每年,当地老百姓都会杀牲宰禽、扶老携幼到九龙山脚下叩拜、祈求风调雨顺、丰衣足食、平安吉祥。公元前110年,西汉光武帝听说了九龙山的故事,龙颜大悦,找到九龙山,并设置九龙县。
到了隋朝某年,九龙县长年干旱,颗粒无收,民不聊生。此事惊动了那九条龙,说那可是人间仙境呀,怎么能让那里的父老乡亲受苦受难呢?于是九龙结伴飞临,播云吐雨一日一夜。隋炀帝杨广听了这个故事,认为那里的百姓很会感恩,就把九龙县改名为“感恩县”。后来,感恩县治所几经迁徙,到了1949年才迁移现在的地方,改名感城,就是感恩县城的简称。
“感城,感恩,感人。想想,那里的人是多么善良可亲呀。” 1957年,符鸿林就带着全家老小迁住感城,看守感恩角灯桩。
从感城到感恩角灯桩,路程约6公里,沿路都是浮沙。或者说只有沙没有路,人走了才有路,每走都成路,有千百条路。
航保科在感城设立一个航标站,连符鸿林一起共有四人。每天,符鸿林他们就踩着这些浮沙,两人一组,傍晚去开灯,早上去关灯。6公里要走2小时,而且是一步一步拔着脚走,每天累得腰酸腿痛。
上世纪七十年代那时,感城周围的绿化植被很少,到处是浮沙。正因如此,远在1582年,曾感恩县治移至东距今14公里的大雅坡(今感城镇生旺村),后又因知县不服水土迁回。
春天还好。到了夏秋季节,太阳将浮沙晒得滚烫,地面温度可达60℃。除非下雨,否则即使在早晚,也有40℃以上,沙子可以把脚板“焖熟”。遇上这样特别的日子,符鸿林他们就在脚上缠上布条,到灯桩去开关灯;到了冬天,更加不得了。地面温度不高了,北风却把沙子吹得遮天蔽日,根本看不到方向。这个时候,他们就像船工一样,包着嘴脸,用罗经导向去灯塔。
条件太艰苦了。到了1958年7月,有两人借故调离了感城,有一人干脆辞职回家打鱼。符鸿林拖家带口来了这里,不能离开,也不想离开(他答应了科长的),咬牙坚持着。
15米高的灯桩,要整架的敲旧漆、除铁锈、油新漆、换灯器,一个人怎么弄?幸亏,他娶了个好老婆。老婆说,这里不是叫感城吗?就冲你拿国家的45元工资养活一家老小,我们也要感恩。
“哥哥和大妹去灯塔帮你爸,能爬就上,不能爬也能递个锤子、油漆什么的。我背老二做饭,中午送去,中午就不回来了。我就不相信,一家人还整不了一座灯桩保养。”老婆发令。
一块竹排横过铁架,符鸿林从高高的桩顶慢慢往下敲漆、除锈。他不让孩子上去,那太危险了。到了约莫5米的地方,孩子才爬上铁架帮忙。每到了中午,一个女人就背着孩子,顶着烈日,踏着滚烫的浮沙,准时送饭到灯桩。到油漆时,全家一齐动手,大人在高处油,孩子在低处油,不油漆的就提递油漆。往往全家都成了大花猫。
这时,灯桩已经用乙炔灯器取代了煤油灯。符鸿林要将直径30厘米、高50厘米的灯罩,一只手抱着,一只手爬架下到地面。擦拭明亮后,又抱着到顶上去装,真是险象环生。
每年年度大保养,符鸿林都要半个月才完成。几年后,孩子大了,但老四、老五又出生了。这样的情景,重复了20多年。
1965年,灯桩改用干电池作能源,电灯泡代替了乙炔灯。保养,再也不用抱着灯罩上下灯桩了。但每年到大保养时间,符鸿林还是提心吊胆,成了神经质。
1979年,灯桩应用重型闪光仪发光,液体开关控制,能源是6个每个重达近45公斤的锌空电池。不用早晚开关灯,能源续电时间又长,射程达12海里。符鸿林的工作量减轻了许多。傍晚,他在感城向南望,看到灯桩发光,就不用去走那2小时的路了,一周巡检一次就行。
就在这一年,住在同一条街,离符鸿林家不远的唐家发生了一件怪事:东方市感城镇,一个只有3岁叫唐江山的小孩一天突然对父母说:“我不是你们的孩子。我叫陈明道,父亲叫三爹。我的家在儋州,靠近海边。”他说自己是在文革的武斗中被人用刀和枪打死的。更为奇怪的是,他竟然能讲一口流利的儋州方言,腰部还留有被砍的刀痕。
1982年9月7日,海军榆林基地将感恩角灯桩移交广州航道局管理海口航标区,同时移交的还有一艘H460小航标巡检船、12名战士和5名职工。一下子增加了17人,符鸿林被调到清澜航标站。感恩角灯桩,交给另一灯守员王森茂看守。
这时,又传来唐江山的消息。唐江山父母禁不住6岁的孩子再三催促,在孩子的指引下乘车来到他前世所在地儋州市新英镇黄玉村。6岁的唐江山径直走到陈赞美老人家,用儋州话叫他“三爹”。说自己是他的儿子,叫陈明道,死后托生到东方县的感城镇,如今是来寻找前世父母的。接着他认出了自己的两个姐姐和两个妹妹以及村里其他亲友,特别有趣的是,他还能认识他前世的女友谢树香。由于唐江山所讲述的前生故事,回忆的前生场景以及对亲人的确认,令陈明道的亲人邻里折服,陈赞英老人当场和唐江山抱头痛哭,并确定他就是自己儿子陈明道的再生。从此,唐江山有了两个家,两个父母,每年往来于东方和儋州之间。陈赞美老人及亲人、村里人都把唐江山当作陈明道。
这事,彻底把符鸿林整愣了。“还真有前世呀,我的前世肯定是航标工,不然怎么这样迷恋航标呢?前世不是航标工,今生我也要把航标瘾过足。”那一年,符鸿林又让他的两个孩子做了航标工。
1996年,为提高灯塔的覆盖范围,广州航道局管理海口航标区将感恩角灯桩升级为灯塔,位置由海边住后移到感南村旁。新灯塔为圆柱形钢筋混凝土塔结构,塔高41.7米,灯高47.1米,塔身为红白横带相间安外墙,射程18海里,仍由王森茂看守。塔址同时成为中国领海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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